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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要突破制约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，让机构、人才、装置、资金、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，使科技成果更快推广应用、转移转化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到科技成果转化，这让澳门赌场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伟光委员欣喜不已。

　　黄伟光所在的单位，主要培养创新创业人才，也为上海“孵化”科技成果。“我国正在打造从法律到专业机构，再到企业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‘生态圈’。”对于成果转化，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受，过去人们认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梗阻，迫切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。去年以来，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的实施，有效破除了体制机制性障碍。

　　“作为科研活动转变为生产力的‘最后一公里’，从整个创新价值链上来看，科技成果转化表现为周期长、投入大、难度高、成果少，推动起来依然困难。”他说，科研成果能否批量、低成本复制并具备市场价值，还需进一步开发研究、技术调整和验证。一个典型的IT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平均需要1—3年，其他技术则需5—8年甚至更长。

　　在黄伟光看来，成果转化还面临难度高、成果少的情况。“由于转化过程多为原有研究活动的精确细化（工程化），难以符合科研评价中的‘首创’要求，不易出现‘高档次’成果，多数科学家不愿从事这一工作。”他表示，加之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交叉，但目前大部分院校的PI体制难以支撑后续工程化研究，导致科研成果数量巨大，但具备转移转化的成果并不多。

　　根据近年调研高校和科研机构情况，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委员剖析，“理想”的实验室环境与“现实”的中试、量产环境差距较大，在科技成果市场前景不明前提下，风险资金难以投入到中试和量产等耗资较大的中间环节，导致很多实验室获得的发明创造难以有效产业化。

　　“短视性考核制度加剧了科技成果转化难度。许多科研院校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以自然年为单位，这与科研本身规律相矛盾。”刘建说，即要求科研人员每年必须达到一定科研任务量，而非以研究周期进行考核，使很多科研人员的应用研究项目不是以成果转化为目的，而以结题为目的。“浅尝辄止的研究，自然导致结题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。”

　　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点变成老堵点，老问题有什么新解？刘建认为，除培养人才、知识积累、科学研究外，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把向企业和社会转移转化科技成果作为重要目标，不能只为研究和评奖而研究。

　　“建议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上，给予科研院所更大的自主权和政策支持，高校和科研机构应改进和完善职称评定和岗位考核办法，增加应用型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指标权重，探索设立成果转化类职称和岗位。”刘建说，要把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形式，重点通过产学研合作、技术转让和许可等进行转化。

　　在黄伟光看来，既懂科学、技术、金融，又懂工程、商务和市场的专业转移转化机构将提升转化成功率，政府应建立相应准入标准和监督机制。“让企业、科研院所和大学联手设立研究机构，变以往‘接收成果’为‘联合孵化’，让成果孵化前移至实验室后期，鼓励科学家带着成果走出实验室与企业联合成立合资企业。”

　　（原载于《科技日报》 2017-03-08 01版）